English  |  正體中文  |  简体中文  |  全文筆數/總筆數 : 71563/104432 (69%)
造訪人次 : 19150427      線上人數 : 552
RC Version 6.0 © Powered By DSPACE, MIT. Enhanced by NTU Library IR team.
搜尋範圍 查詢小技巧:
  • 您可在西文檢索詞彙前後加上"雙引號",以獲取較精準的檢索結果
  • 若欲以作者姓名搜尋,建議至進階搜尋限定作者欄位,可獲得較完整資料
  • 進階搜尋
    政大機構典藏 > 文學院 > 歷史學系 > 學位論文 >  Item 140.119/112665
    請使用永久網址來引用或連結此文件: 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12665


    題名: 宋代東嶽信仰研究
    The Mount Tai Cult during Sung Dynasty
    作者: 姚政志
    貢獻者: 劉祥光
    姚政志
    關鍵詞: 東嶽
    泰山
    岱宗
    封禪
    社會
    信仰
    日期: 2017
    上傳時間: 2017-09-13 14:44:05 (UTC+8)
    摘要: 東嶽信仰的起源最早可以上溯到新時器時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爾後,歷朝歷代,泰山作為國家祭祀重要的對象而備受尊崇。然而,作為民間祠祭的對象而大行其道,還是要等到宋代以後。
    促使東嶽信仰在民間社會傳播開來的因素之一是宋真宗封禪。封禪思想大約形成於戰國時代末期,乃一結合天命思想和神仙信仰的宗教觀念,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曾經為了追求長生不老而至泰山舉行封禪典禮。西漢中期,新掌朝政的儒家官員進行祭祀禮制改革,盡去其中方士的因素與不合儒家禮儀觀念的部分,封禪才成為郊祀之外,另一個象徵天命所歸、君權神授的祭祀禮儀。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舉行封禪典禮是為了平復締結澶淵之盟後的鬱悶情緒。澶淵之盟簽訂之後,宋遼之間形成「天有二日」的政治格局,真宗早已厭戰,對於好不容易締造的和平氣氛欣喜不已。王欽若素與主戰的宰相寇準心有嫌隙,向真宗譏此條約是「城下之盟」。聽聞此翻言論而悶悶不樂的真宗不願意再向遼國開戰,於是在王欽若的慫恿下,選擇舉行象徵「大功業」的封禪大典作為恢復名譽的手段。真宗在籌備封禪典禮期間,不只和王欽若等人互通聲氣,製造符合封禪「正當性」的輿論和祥瑞,親自安排主要人事以確保事前工作順利進行,還親自參與封禪儀式的調整和修訂。
    經過封禪大典的洗禮,真宗似乎瞭解到「神道設教」好處,除了繼續製造天書、聖祖降臨等各種象徵天命的瑞應之外,還到汾陰祭祀后土。為了安置天書、崇祀聖祖,真宗下令全國建置專門的道觀,起用道士管理。道教一時之間宛若國教,不少道教的理念被融入國家祭祀禮儀中。
    封禪不只在國家祭祀方面產生影響而已,也開啟日後宋朝民間祠祀管理政策的先河。景德三年(1006)十二月,為了向皇室祖先報告宋遼之間締結盟書,真宗準備親自到西京朝陵祭告。按禮,皇帝車駕行幸,行經州縣的長官必須向當地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名臣的祠廟、陵墓行告祭之禮。為避免宣稱列在祀典的祠祀有出於偽俗的情形,朝廷命禮官檢校其事實。封禪行經的路線更長,所過州縣更多,需要祭祀的祠廟數量也更龐大。為了過濾出合於祀典要求的祠祀,利用編修全國《圖經》的機會,優先檢視封禪車駕行經州縣之祠祀的立祠事實。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底封禪典禮結束,十二月十八日,真宗下了「應天下宮觀、陵廟有名在地志、功及生民者,並加崇飾」的詔書,向諸神表示報謝之意。「名在地志」者,應該是指利用這次重編《圖經》的機會,清查祠廟立祀事實的結果為依據。
    封禪帶來最大的影響,還是在促成民間東嶽信仰的興起。真宗封禪之後,在泰山上大興土木,重建岱廟、天貺殿、會真宮、青帝觀、碧霞靈應宮、天書觀、三靈侯廟、靈派侯廟等祠宇,增添了泰山宗教聖地的色彩。而所有封禪期間曾經祭祀過或顯靈過的東嶽諸神亦被晉號加封。車駕回程途中,又晉封河瀆公爵、三水府神王號。雖然封賜的對象仍限於嶽瀆諸神,卻一改此前宋朝封神政策不彰的印象。
    宋代以後東嶽祠祀遍布全國,也被認為和宋真宗封禪有關。封禪之後,民間吹起一股赴泰山岱廟朝聖的風潮。然而某些地方因為距地懸遠,難以躬介祇事。為順應民情,大中祥符三年,朝廷下詔,允許州縣自立廟宇。此風一開,東嶽廟迅速在全國傳播開來。到了仁宗慶曆年間已經,已經達到「一郡一縣」各有祠廟,「齊民咸得通祀」的規模。
    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周圍既然建了廟宇,不只信徒可以不必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自由地前往朝拜,信仰觀也容易因此產生質變。
    如果說皇帝登泰山、朝岱廟是出於對自身統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的追求,那麼,民間的東嶽信仰觀,主要是以對於死後命運的關懷來呈現。宋人的東嶽信仰觀乃自早期泰山府君的信仰脫胎而來。自古以來,山嶽就被視為鬼神的群聚之地,泰山也不例外。戰國時代末期,陰陽五行學說興起,泰山處於東方的位置,故又被當作生命的起點與終點的象徵。又秦漢之際,燕齊之地神仙信仰風行。由於泰山山頂被認為是神仙的所居,人死後的靈魂只好往泰山旁的小山移去。種種因素的結合,促成泰山府君信仰的產生。於是泰山府君便成為中國本土冥界觀的代表。
    宋人的東嶽信仰觀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來說明,其一是對東嶽神本身及其家族的想像,其一是對職司東嶽冥府的官僚群的想像,其一是對東嶽職司的想像。其中既有承自前代的成分,亦有到了宋代才新出現的內容。
    注定生死與富貴禍福是自泰山府君信仰形成以來就一直存在的主題。宋人運用「積陰德」的觀念,在此之上增添新成分。宋人相信,陰德可以左右一個人的生死和富貴。其中,祖上積德最能庇蔭子孫,其次才是自己積德。若是積德行善,在東嶽冥司的審判中就可以得到一些好處。然而若做了有虧陰德的事,即使當事人從祖上累積來的陰得中得到了仕祿和富貴,東嶽冥司仍會根據當事者所做惡事的嚴重程度給予懲罰。
    療疾治病亦由注定生死這一信仰觀衍生而來。早期,信徒會利用東嶽主人生死的觀念,為生病的自己或親人祈求延命。到了宋代,由於社會上存在不少利用法術提供服務的僧道、法師的緣故,透過他們施法,藉嶽神神威療疾,成為東嶽信仰的新型態。而決定瘟疫之行與不行亦可以當作此一東嶽信仰觀的衍生形態。
    泰山府君另一信仰的主題是決解鬼魂去處的問題。在此之上,宋人又衍生出治鬼除祟的新信仰內容。宋人以為鬼魂逗留人間,往往是因為對人間事還有留戀或沉冤未雪的緣故,因此,生活的週遭充滿了鬼。一般人很難辨識在自己身邊的是人還是鬼,故能和平共處。一旦鬼的身分曝光,就必須設法讓他們回到自己的歸所去。宋人通常採取兩種方式解決人鬼衝突的問題。一是在明知對方為鬼的情況下,親自禱於嶽祠,訴明原委,祈請東嶽冥司收治身邊無理取鬧的鬼魂。一是不知對方是厲鬼或魔邪之物的情況下,藉僧道、法師的力量,訴諸嶽帝的神威,將為祟之物收治。
    公正的審判亦是泰山府君信仰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泰山府君信仰形成之初,人們便以人間官衙的印象想像泰山冥府的組織。宋人在此觀念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宋人相信東嶽冥司裡的官僚和人世間一樣,由來自全國各地擁有功名的人擔任。派職過程也和人間官僚的任命制度如出一轍。由他們出任冥界的官員是出自上帝的意思,泰山府君只能在取得上帝發給的任命文牒之後,才能差卒去迎接新任的冥官。其職務期限和人間相同,三年一輪,且接到派令的人通常沒有拒絕的餘地。
    被選至東嶽冥司當官的人,往往擁有行為操守良好、為官處事公正嚴明的特質。基於這一點,宋人相信,凡是在人間的官司中得不到理直,或是含冤而死者,禱於嶽廟訴冤,或死後到冥司告狀,都能讓加害者得到應得的報應。另外,冤死入冥告狀者,東嶽冥司會發給勾攝仇家魂魄的牒文,允許他們回到陽間親自把加害者帶回冥府對質、受審。唯其在陽間停留的時間有限制,也必須遵守東嶽冥司的法禁,接受城隍城、土地神等管理鬼怪的地祇節制,不能任意妄為。這一點反映出人們即使希望含冤而死者的冤屈得以昭雪,加害者能為他所做的壞事付出代價。但是,人鬼殊途,放任他們逗留人間仍然可能帶來不必要的困擾。此信仰觀反映出東嶽信仰扮演著正義和不公兩種力量的平衡桿,也呈現出中國冥界系統的複雜性。
    宋真宗封東嶽「天齊仁聖帝」號,也使得宋人對東嶽冥司官僚組成形式的想像產生變化。泰山府君信仰形成初期,東嶽冥司的組成分子中,唯有泰山府君一職由嶽神擔任,不從人間選出。到了宋朝,泰山府君一職由人間選出的故事開始出現。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嶽神晉封帝號,已不再適合裁判斷案的緣故,於是泰山府君的角色被從嶽神中分離出來,成為兩個不同的神。此概念催生出崔府君的信仰。
    在明清時代的文獻中,崔府君被當作東嶽大帝手下的首席判官,又名「泰山府君」,不少地方的東嶽廟以之配食。崔府君信仰起自唐代的磁州滏陽縣,其原型來自〈唐太宗入冥記〉裡的冥界判官崔子玉。大概是因為「冥界判官」的角色設定,後人才將之依附在東嶽信仰之下。
    宋初,崔府君信仰已在國家祀典之列,爾後,歷經仁宗、神宗、哲宗到徽宗四朝,屢獲佳號褒崇。就在磁州崔府君的封號益加尊崇、在祀典中的地位益加重要之際,關於其出身、形象之事也開始受到注意。〈唐太宗入冥記〉中的崔子玉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不守官箴、收受賄賂且威脅唐太宗,勒索官位。這樣的角色設定既不符列入祀典的原則,也不合乎賜給封號的標準。在朝廷的立場上,考量「祖宗之法」的重要性,輕去其在國家祀典中的地位並不可為;在地方有力人士的立場上,若要為崔府君申請等級更高的封號,必須「創造」更多有益國家和百姓的「功德」,才能說服查核神祇事蹟的官員,順利取得封號。職是之故,重造崔府君的形象,重寫他的傳記便成為可取的手段。在此考量下,崔府君被塑造成一個生前勤政愛民,死後被人立祠紀念的角色。而為了強化這個角色設定的可信度,潞州長子縣的崔元靖信仰和衛州衛縣的崔瑗信仰也被磁州崔府君吸收,「替補」了磁州崔府君信仰中不符合祀典和封爵標準的成分。元代崔府君傳記中的各種要素,也大概於北宋末期已經形成。
    在金、元兩朝的支持下,崔府君信仰很快地發展成華北地區的區域性祠祀。江南地區則在宋室南遷後才出現獨立奉祠崔府君廟的祠廟和宮觀。這個時期,華北和江南地區崔府君信仰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態。參與華北崔府君廟的建立和修繕者多是州縣長官以及地方的父老大族,其信仰內容帶有一般土俗信仰的性質,克服水旱疾疫、禳災賜福,無所不包。江南地區最大的崔府君信仰中心——臨安顯應觀則是由南宋朝廷全力支持,其主要的信仰者是南遷的北方移民。
    崔府君信仰擴張的過程中,道教扮演的角色亦不容忽視。南宋以後,至少有四種用於薦福、祓罪、度亡的醮儀手冊置崔府君於祈請的神譜內。編輯這些醮儀的道士與其所屬的派別亦皆屬於南方的道教。此現象一方面說明崔府君的名氣更勝以往,一方面也說明即使祠祀崔府君的獨立祠廟在江南地方並不發達,透過這些齋醮儀式,崔府君職司幽府的信仰內容也已經被推廣到了南方。
    祠賽社會是宋代東嶽信仰的特點之一。華北泰山岱廟、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廟、臨安吳山東嶽廟,以及淮南高郵縣的東嶽廟都是當時著名的東嶽信仰中心,嶽神誕日的「社會」活動規模浩大,吸引各地人士參加。
    祠賽社會,即「社會」,又稱「社火」,由各種向嶽帝致禮的「社」、「會」團體組成。這類東嶽信仰組織,在南方和華北有很大的差異。南方祠賽社會活動由經營同一種行業或買賣的行會、嗜好性社團、娛樂性團體、演藝性社團提供者較多,商業性、娛樂性的氣味較濃厚。唯悔罪救贖是民間東嶽信仰的特質,故其中仍可見到「重囚枷鎖社」、「錢燔社」之類的宗教性團體。在華北進獻嶽帝的社會活動中雖然亦有由經營同一種行業,或基於共同的信仰結合而成的社團參與其中,但是,一般說起來,以最低層行政組織中的「社」的成員集結而成,共同支援當地東嶽信仰活動的成分比較大,傳統「村社」的性質較為突出。
    東嶽祠賽社會引起的問題中有兩點較受官方注意,其一是輿服僭禮之憂,其一是兵器害政之擾。對於前者,官方擔心的不是嶽帝神像本身被披上不符合爵號等級的服飾或使用踰越禮制的儀杖。官方所憂心的是獻祭給嶽帝的「真物」帶給人們心理上的影響,激起挑戰統治秩序的野心。對於後者,由於祠賽社會之際,有不少「游手」、「不逞之徒」參與其中,各個社團之間常有互相爭勝之舉,真槍實刀可能在「鬥社」的過程中,因為口角衝突而被拿來當成逞兇鬥狠的工具。其輕者危害社會治安,其重者則可能與輿服僭禮的弊害結合在一起,威脅政權。
    參考文獻: 一、 史料
    干寶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全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不著撰人,〈唐太宗入冥記〉,收入王重民原編,黃永武新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第1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不著撰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4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不著撰人,《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內秘文》,收入《道藏》,第18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不著撰人,《孝經援神契》,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第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不著撰人,《東嶽大生寶懺》,收入《道藏》,第10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不著撰人,《春秋演孔圖》,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第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不著撰人,《龍魚河圖》,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第3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全12冊,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全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文瑩撰,鄭世剛、楊立揚點校,《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
    文龍重刊,朱鸞校正,《(嘉靖)磁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全3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王世貞輯、汪雲鵬校補,《有像列仙全傳》,收入《藏外道書》,第31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
    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3。
    王旭編,《金石萃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王沂,《伊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王契貞纂,《上清靈寶大法》,收入《道藏》,第31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王柏,《魯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王重民原編,黃永武新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全1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王家訪修,葛士達纂,《(光緒)榆社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王涇撰,《大唐郊祀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全12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王雄修,承天貴纂,《(正德)汝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王溥撰,《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王溥撰,《唐會要》,全3冊,北京:中華書局,1955。
    司馬光撰,張希清、鄧廣銘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全20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
    司馬彪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全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穩,張守節正義,《史記》,全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任昉撰,《述異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8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宇文邕敕撰,《無上秘要》,收入《道藏》,第25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全3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朱翌,《猗覺寮雜記》,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3編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
    何晏注,邢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全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
    佚名撰,趙國維整理,《道山清話》,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第1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吳汝綸纂,《深州金石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第2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吳自牧,《夢粱錄》,收入《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吳則虞編著,《晏子春秋集釋》,全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吳曾,《能改齋漫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1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吳輔修,王飛藻纂,《(乾隆)大同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第4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呂祖謙輯,《皇朝文鑑》,全38冊,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宋綬、宋敏求編,司祖義校點,《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志磐撰,《佛祖統紀》,收入高楠順次郎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李元綱,《厚德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2編第2冊,臺北:新興書局,1984。
    李文兖修,田項纂,《(嘉靖)尤溪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時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2。
    李侃、胡謐纂修,《(成化)山西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74冊,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6。
    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全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全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
    李昌齡注,《太上感應篇》,收入《道藏》,第27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李燾撰,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全20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李繼本,《一山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94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杜光庭輯,《太上黃籙齋儀》,收入《道藏》,第9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杜登春,《社事始末》,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2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全4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汪子卿撰,周郢校證,《泰山志校證》,合肥:黃山書社,2006。
    沈括撰,胡道靜校點,《新校正夢溪筆談》,臺北:鼎文書局,1977。
    沈約撰,《宋書》,全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沈惟炳纂修,《(萬曆)香河縣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四十八年[1620]刻本。
    周秉繡編,周憲敬重編,《祠山志》,全2冊,收入張智、張健主編,《中國道觀志叢刊續編》,第8-9冊,揚州:廣陵書社,2004。
    周密,《武林舊事》,收入《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周淙纂修,《(乾道)臨安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委心子序,《新編分門古今類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19編第2冊,臺北:新興書局,1982。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收入《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孟元老撰,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全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宗懍撰,《荊楚歲時記》,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4編第2冊,臺北:新興書局,1974。
    林策修,張燭纂,魏堂續增,《(嘉靖)蕭山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29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
    金棨撰,《泰山志》,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
    度正,《性善堂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脩,王利器校注,《水滸傳全校注》,全10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洪邁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整理,《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全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胡聘之輯,《山右石刻叢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0-2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全10冊,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范成大纂修,汪泰亨等增訂,《吳郡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范浚,《范香溪先生文集》,全5冊,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全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
    韋昭注,《國語》,全3冊,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唐煦春修,朱士黻等纂,《(光緒)上虞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唐臨撰,方詩銘輯校,《冥報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
    孫星衍,《問字堂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7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孫逢吉撰,《職官分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黑子閒詁》,全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
    孫應時纂修,鮑廉增補,盧鎮續修,《琴川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全8冊,北京:中華書局,1957。
    徐珂,《清稗類鈔》,全1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
    徐鉉撰,白化文點校,《稽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6。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全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全1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4。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全24冊,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秦蕙田,《五禮通考》,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六年[1880]江蘇書局重刊本。
    袁甫,《蒙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袁通纂修,方履籛編輯,《(道光)河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全1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
    高承,《事物紀原》,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常之英修,劉祖幹纂,《(民國)濰縣志稿》,全2冊,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40-41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張旦等修,蕭光漢等纂,《芮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張杲,《醫說》,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張師正撰,白化文、許德楠點校,《括異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張華撰,《博物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張耀璧修,王誦芬纂,《(乾隆)濰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40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曹金撰,《開封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76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梅淳編,《岳陽紀勝彙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321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畢沅輯,《山左金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紹德慧詢等議,《菩薩本生鬘論》,收入高楠順次郎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脫脫等撰,《宋史》,全40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脫脫等撰,《遼史》,全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2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全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
    陳東,《靖炎兩朝聞見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7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陳垣,《道家金石略》,收入《陳援菴先生全集》,第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全4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陳淳,《北溪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陳淳著,熊國禎、高流水點校,《北溪字義》,北京:中華書局,1983。
    陶弘景,《真誥》,收入《道藏》,第20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陶宏景,《周氏冥通記》,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陶潛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陸心源輯,《吳興金石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陸粲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庚己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彭洵纂修,《(光緒)麟遊縣志新草》,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第34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曾燦,《六松堂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第2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程光瀅纂輯,《(同治)磁州續志》,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
    程鉅夫,《雪樓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3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程德炯纂修,《(乾隆)陵川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第42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舒其紳修,嚴長明纂,《(乾隆)西安府志》,全2冊,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陜西府縣志輯》,第1-2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項公澤修,凌萬頃、邊實纂,《(淳祐)玉峰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馮汝弼,《(嘉靖)常熟縣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7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馮雲鵬,《金石索》,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8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黃震,《黃氏日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7-70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楊譓纂修,《(至正)崑山郡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萬廷樹修,洪亮吉纂,《(乾隆)淳化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第9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葉夢得撰,徐時儀整理,《巖下放言》,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第9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葛勝仲,《丹陽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2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董誥等編,《全唐文》,全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虞集,《道園學古錄》,全12冊,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趙令畤撰,孔凡禮點校,《侯鯖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全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劉斧撰,李國強整理,《青瑣高議》,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第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劉俊文撰,《唐律疏義箋解》,全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
    劉昫等撰,《舊唐書》,全16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劉壎,《水雲村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樓鑰,《攻媿集》,全30冊,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全36冊,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全20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歐陽修等奉敕編,廖廷相校識,《太常因革禮及校識》,全4冊,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蔣叔輿編撰,《無上黃籙大產立成儀》,收入《道藏》,第9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鄭元祐,《僑吳集》,《收入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95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全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全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鄭烺輯,《崔府君祠錄》,收入張智、張建主編,《中國道觀志叢刊續編》,第15冊,揚州:廣陵書社,2004。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全5冊,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14-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蕭嵩等奉敕撰,《大唐開元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豫謙修,楊篤纂,《(光緒)長子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第8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賴昌期、張彬等纂修,《(光緒)平定州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第21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錢希言,《獪園》,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儲珊修,李錦纂,《(正德)新鄉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
    應劭,《風俗通所》,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戴孚撰,方詩銘輯校,《廣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
    璩崑玉編,《古今類書纂要》,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薛允升著,懷效鋒、李鳴點校,《唐明律合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全6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
    謝庭熏修,陸錫熊纂,《(乾隆)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謝深甫編撰,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收入《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編》,第1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韓鄂撰,《歲華紀麗》,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魏收撰,《魏書》,全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魏徵等撰,《隋書》,全6冊,北京:中華書局,1973。
    羅叔韶條,常棠纂,《(紹定)澉水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收入羅振玉,《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13冊,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0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12,〈八關齋制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0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寶鼎望纂修,《(康熙)內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竇儀等著,薛梅卿點校,《宋刑統,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釋文瑩撰,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二、 今人研究
    王民信,〈澶淵締盟的檢討〉,收入王民信,《王民信遼史研究論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遼宋澶淵盟約締結的背景〉,收入王民信,《王民信遼史研究論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王民信遼史研究論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王瑞來,《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北京:中華書局,2010。
    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
    甘懷真,〈《大唐開元禮》中的天神觀〉,收入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任繼愈、鍾肇鵬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刑義田編,《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恒的巨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收入刑義田編,《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恒的巨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2007。
    朱溢,《事邦國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禮研究變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余欣,〈符瑞與地方政權的合法性建構建:歸義軍時期敦煌瑞應考〉,《中華文史論叢》100 (2010.04): 325-378。
    吳麗娛,〈論九宮祭祀與道教崇拜〉,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營造盛世:《大唐開元禮》的撰作緣起〉,《中國史研究》2005年03 (2005.08): 73-94。
    呂宗力、欒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全2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9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7。
    李景明,《中國儒學史.秦漢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
    李獻章,《媽祖信仰の硏究》,東京:泰山文物社,1979。
    周善策,〈封禪禮與唐代前半期吉禮的變革〉,《歷史研究》2015年第6期: 61-77。
    周榮勝,〈何謂「補充」?德里達的解構邏輯初探〉,《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04期 (2003): 62-67。
    林富士,〈中國六朝時期的蔣子文信仰〉,收入傅飛嵐、林富士主編,《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金霞,〈封禪起源於戰國新說〉,《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4:2(2007.06): 33-38。
    姜錫東、史冷歌,〈北宋大朝會考論:謙論「宋承前代」〉,《河北學刊》,31.5(2011.09): 41-45。
    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祖慧,〈論宋代胥吏的作用及其影響〉,《學術月刊》2002年06期: 79-85。
    張延和,〈宋代五禮中的易服探析〉,《平頂山學院學報》,29:6(2014.12): 50-54。
    張奎志,〈德里達「補充」概念的解構學意蘊〉,《井崗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4 (2013.07): 48-53。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
    梁滿倉,《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陳芳明,〈宋初弭兵論的檢討(960-1004):北宋文人政治研究之一〉,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9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7。
    陳祈安,〈宋代社會的命份觀念〉,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陳槃,《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臺北:國立編譯館,1991。
    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增訂本。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傅飛嵐、林富士主編,《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楊俊峰,〈唐代城隍信仰與官府的立祀:兼論其官僚化神格的形成〉,《新史學》23:3(2012.09):
    ———,〈唐宋之間的國家與祠祀:兼論祠祀的「中心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歷史研究》1965年04期: 117-134.
    葉濤,《泰山香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賈二強,《唐宋民間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麥田出版,2004。
    ———,《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北京:中華書局,2008。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劉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劉雲軍、劉冬青,〈兩宋時期泰山香社探研〉,《宋史研究論叢》13(2012.12): 348-359。
    劉德增,〈祈求豐產的祭祀符號: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化新解〉,《民俗研究》2002年04期: 59-64。
    劉慧,《泰山宗教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泰山信仰與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劉靜貞,《皇帝和他們的權力:北宋前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鄧小南,〈關於「泥馬渡康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06期: 101-108。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鄭阿財,《鄭阿財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賴亮郡,〈唐五代的城隍信仰〉,《興大歷史學報》17(2006.06): 293-348。
    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
    エドゥアールシャヴァンヌ(Edouard Chavannes)著,《泰山:中国人の信仰》,菊地章太訳,東京:勉誠出版,2001。
    井ノ崎隆興,〈元代「社制」の政治的考察〉,《東洋史研究》15:1(1956.07): 1-25。
    越智重明,〈社と田〉,《東洋学報》57:3-4 (1976.03): 329-368。
    岡本三郎,〈泰山府君の由来について〉,收入東洋学同攷会編,《東洋学研究》,東京:藤井書店,1943。
    金井徳幸,〈南宋の祠廟と賜号について:釈文玽と劉克荘の視点〉,收入宋代史研究会編,《宋代の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東京:汲古書院,1992。
    ————,〈南宋時代の市鎮と東岳廟〉,《立正史学》61(1987.03): 21-39。
    金子修一,〈唐代後半期的朝賀之禮〉,收入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12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
    ————,〈唐代長安的朝賀儀〉,收入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11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9。
    ————,《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東京:汲古書院,2001。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6。
    串谷美智子,〈封禅にみられる二つの性格:宗教性と政治性〉,《史窓》14 (1959): 59-68。
    栗原朋信,《秦漢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
    好並隆司,〈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山川神祭祀の変貌〉,《岡山大学法文学部学術紀要(史学篇)》38(1977.12): 21-40。
    佐竹靖彦,《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舎,1990。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廣島:溪水社,1988。
    竺沙雅章,《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82。
    守屋美都雄,〈社の研究〉,《史學雜誌》59:8(1950.07): 19-52。
    酒井忠夫,〈太山信仰の研究〉,《史潮》7:2 (1937-06): 70-118。
    小島毅,〈城隍廟制度の確立〉,《思想》792 (1990.06): 197-212。
    ———,〈宋代の国家祭祀:『政和五礼新儀』の特徴〉,收入池田温,《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東京:株式会社東方書店。1992。
    ———,〈宋代天譴論の政治理念〉,《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7(1988.10): 1-87。
    ———,〈宋代天譴論再説:欧陽脩は何を変えたのか〉,《中国:社会と文化》26 (2011.07): 19-31。
    松本浩一,《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東京:汲古書院,2006。
    須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の廟額・封号の下賜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9 (1994): 96-119。
    ———,〈煕寧七年の詔:北宋神宗期の賜額・賜号〉,《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8 (2001.01): 54-93。
    水越知,〈宋元時代の東嶽廟:地域社会の中核的信仰として〉,《史林》85:5 (2003.09): 689-720。
    ———,〈宋代社會と祠廟信仰の展開:地域核としての祠廟の出現〉,《東洋史研究》60:4 (2001.12): 1-38。
    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收入荒松雄等編集,《岩波講座世界歴史・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70。
    池田温,〈中国歴代墓券考略〉,《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86 (1981.11): 197-278。
    長部和雄,〈支那生祠小考〉,《東洋史研究》9:4(1945.11): 35-49。
    渡辺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東京:柏書房株式会社,1996。
    島邦男,《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71。
    藤本猛,《風流天子と「君主独裁制」:北宋徽宗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4。
    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舎,1985。
    ———,《宋代司法制度研究》,東京:創文社,2006。
    板野長八,《中国古代における人間観の展開》,東京:岩波書店,1972。
    尾形勇,《中国古代の「家」と「国家」:皇帝支配下の秩序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79。
    服部克彦,〈古代中国における山東と神仙思想〉,《龍谷大学論集》392(1970.01): 74-94。
    福永光司,〈封禅説の形成:封禅の祭祀と神僊思想〉,收入福永光司,《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
    ————,《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
    木村英一,〈封禪思想の成立〉,收入木村英一,《中国的実在観の研究:その学問的立場の反省》,東京:弘文堂書房,1948。
    ————,《中国的実在観の研究:その学問的立場の反省》,東京:弘文堂書房,1948。
    澤田瑞穂,《中国の冥界説:地獄変》,東京:株式会社平河出版社,1991。
    齋藤真司,〈光武帝の封禅:その目的について〉,《立命館史学》15 (1994.11): 23-45。
    伊沛霞著,范兆飛譯,《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守屋美都雄著,錢杭、楊曉芬譯,《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
    余英時著,侯旭東等譯,《東漢生死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埃德蒙.利奇著,郭凡、鄒和譯,《文化與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著,汪堂家譯,《論文字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祛社,2005。
    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維克多.特納著,黃劍波、柳博贇譯,《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張寧譯,《書寫與差異》,臺北:麥田出版,2004。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著,陳澤平譯,《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一個美國傳教月的晚清福州見聞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韓森(Vaierie Hansen)著,包偉民譯,《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Baity, Philip Chesley. Religion in a Chinese Town. Taipei: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1975.
    Bokenkamp, Stephen. “Record of the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Boltz, Judith Magee. “Not by the Seal of Office Alone: New Weapons in Battles with the Supernatural,”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ei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Chaffee, John W.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Davis, Edward L.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Derrida, Jacque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Doolittle, Justus.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Religious, Governmental,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Customs and Opinions.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6.
    Ebery, Patricia Buckley.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Ebrey, Patricia Buckl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ei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Gerritsen, Anne. “From Demon to Deity: Kang Wang in Thirteenth-Century Jizhou and Beyond,” T’oung Pao 90:1-3 (2004): 1-31.
    Glahn, Richard von. “The Enchantment of Wealth: the God Wutung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Jiangn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2 (1991.12): 651-714.
    _________________.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Hansen, Valerie.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Ichirô, Kominami. “Ritual for the Earth,” in John Lagerwey and Marc Kalinowski, 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Shnag throught Han (1250 BC-220 AD). Leiden: Brill, 2009.
    Johnson, David. “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itic Studies 45:2 (1985.12): 363-457.
    Johnson, David, Andre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Katz, Paul R.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Kleeman, Terry F. “Mountain Deities in China: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Mountain God an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Margi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4:2 (1994.04-06): 226-238.
    ________________. “The Expansion of the Wenchang Clut,”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Laidlaw, James. “ On Theatre and Theory: Reflections on Ritual in Imperial Chinese Politics,” in Joseph P. McDERMOTT, ed.,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aidlaw, James. “ On Theatre and Theory: Reflections on Ritual in Imperial Chinese Politics,” in Joseph P. McDermott, ed.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au, Nap-yin and Huang K’uan-chung. “Found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ung Dynasty under Ta’i tsu (960-976), T’ai-sung (976-997), and Cheng-tsung (997-1022),” in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One: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Leach, Edmund.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he Logic by which Symbols are Connecte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Lewis, Mark Edward. “The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in Joseph P. McDERMOTT, ed.,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oewe, Michael. 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 104 BC to AD 9.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4.
    Lopez, Jr, Donald S. ed.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McDERMOTT, Joseph P. ed.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hahar, Meir. “Vernacular Fic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Gods’ Cul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Meir Shahar and Robert P. Weller, eds.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1996.
    Twitchett, Denis and Paul J.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One: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Watson, James L.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David Johnson, Andre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Wechsler, Howard J.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描述: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96153502
    資料來源: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096153502
    資料類型: thesis
    顯示於類別:[歷史學系] 學位論文

    文件中的檔案:

    檔案 大小格式瀏覽次數
    350201.pdf2889KbAdobe PDF0檢視/開啟


    在政大典藏中所有的資料項目都受到原著作權保護.


    社群 sharing

    著作權政策宣告
    1.本網站之數位內容為國立政治大學所收錄之機構典藏,無償提供學術研究與公眾教育等公益性使用,惟仍請適度,合理使用本網站之內容,以尊重著作權人之權益。商業上之利用,則請先取得著作權人之授權。
    2.本網站之製作,已盡力防止侵害著作權人之權益,如仍發現本網站之數位內容有侵害著作權人權益情事者,請權利人通知本網站維護人員(nccur@nccu.edu.tw),維護人員將立即採取移除該數位著作等補救措施。
    DSpace Software Copyright © 2002-2004  MIT &  Hewlett-Packard  /   Enhanced by   NTU Library IR team Copyright ©   - 回饋